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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間謹防“禍從口出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疫”在人們歡歡喜喜準備過大年的除夕前一天,隨著武漢的突然“封城”而打響,各省市接連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少出門、禁聚會、不訪友、延開工,年味戛然而止。一時間,各種懵圈、恐慌、疑慮甚至謠言從網絡上聚集,尋找發泄的排解口。殊不知,越是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我們越要謹防“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堅守道德的底線和法律的紅線!


一  案件直擊


據報道,2020年1月26日北京市通州警方接群眾反映,有網民發帖自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故意前往人員密集場所,意圖傳染他人。通州警方迅速開展調查,于當日將發帖人劉某查獲。經查,該人未感染病毒,身體健康,其供述稱出于惡作劇心態編造散布虛假信息。目前,劉某因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二  涉嫌罪名及相關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相關司法解釋:兩高《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2003】8號)第十條 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有關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三  罪名解析及案件認定




本人擬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司法認定和疫情防控期間北京發生的一起“劉某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案”作一簡要解析,以期對廣大讀者有所警示。
 
(一)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司法認定
第一、關于如何理解“虛假恐怖信息”
在《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之后,刑法界關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中“虛假恐怖信息”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中的“虛假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的區分就一直爭論不休。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的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應當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因此,正確理解“虛假恐怖信息”既是準確認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前提,又是區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關鍵。
根據《關于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24號)第六條之規定,本解釋所稱的“虛假恐怖信息”,是指以發生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劫持航空器威脅、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為內容,可能引起社會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機的不真實信息。由此我們可知“虛假恐怖信息”具有兩個特征,一個是“虛假性”即信息的內容不具有真實性;二是“恐怖性”即信息具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等公共安全的內容,能夠制造恐怖氣氛,一旦被傳播必然引起公眾恐慌或公共安全危機,這是“虛假恐怖信息”的實質特征。
因此,筆者認為只要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的虛假災情、疫情具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等公共安全的內容,達到制造恐怖氣氛,引起公眾恐慌或公共安全危機的實質特征,那就同時構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論處,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定罪處罰。當然,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區別于一般“虛假恐慌信息”。例如,有些人“搞惡作劇”,在網上編造、散布某小區經常有居民莫名失蹤的虛假信息,引起該小區居民及周邊群眾一定的心理恐慌。由于此類虛假信息不具有恐怖威脅性,沒有直接威脅到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安全,雖然制造了一定恐慌氣氛,但不是“恐怖信息”,可以根據情節是否嚴重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論處。當然,對于那些一查就知道是虛假的恐怖信息,因為不具有誤導性,根本不會引起社會恐慌,擾亂社會秩序的,也不會構成犯罪。
 
第二、關于該罪的客觀方面:如何認定虛假恐怖信息的“編造”和“傳播”
何為“編造恐怖信息罪”:根據刑法規定,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即構成編造恐怖信息罪。但是單純的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是否構成犯罪,換言之,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是否必須加上傳播或放任傳播的限制?筆者認為,應當以行為人在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時有傳播或放任傳播的客觀行為加以規制,單純的編造不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因為該罪是結果犯,虛假恐怖信息本身是虛假的,本身不會對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實際危害,其主要社會危害在于制造恐怖信息,通過傳播引發社會恐慌。因此,虛假恐怖信息只有被傳播出去才能引起社會恐慌,進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因此,單純編造虛假恐怖信息,但未傳播或放任傳播的,不構成犯罪。
何為“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虛假恐怖信息的源頭是編造,但制造恐怖氣氛、引起社會恐慌、擾亂社會秩序的最終還是傳播所致。因此,即使行為人沒有編造虛假恐怖信息,但明知是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也應以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論處。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應該強調“明知”,即明知恐怖信息來源于他人的編造。現實生活中,一般公民聽到某個恐怖信息后,一時難以分清信息真偽,也可能會主動告訴其他人或打電話報警,最后經查證是恐怖謠言或虛假險情,因行為人主觀上并無犯罪故意,不能以犯罪論處。
此外,根據《解釋》的規定,對于行為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又自行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簡稱“自編自傳”,應定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
 
第三、關于入罪標準的認定:如何理解“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根據刑法規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必須造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才能入罪。因此,如何認定“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罪與非罪的重要標準。根據《關于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1、致使機場、車站、碼頭、商場、影劇院、運動場館等人員密集場所秩序混亂,或者采取緊急疏散的;
2、影響航空器、列車、船舶等大型客運交通工具正常運行的;
3、致使國家機關、學校、醫院、廠礦企業等單位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活動中斷的;
4、造成行政村或社區范圍居民生活秩序嚴重混亂的;
5、致使公安、武警、消防、衛生檢疫等職能部門采取緊急應對措施;
6、其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
該《解釋》通過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將“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總結的較為全面,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但由于司法解釋難以窮盡所有情形,司法機關應當結合具體案情,根據恐怖信息的內容以及是否足以造成大量人員恐慌等方面綜合考量入罪和刑罰的必要性。
 
(二)關于劉某涉嫌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案的簡要分析
第一、劉某編造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故意前往人員密集場所,意圖傳染他人的信息”應認定為“虛假恐怖信息”
首先,劉某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并故意前往人員密集場所,意圖傳染他人的信息經警察查證系“虛假的”,這一點確定無疑。
其次,該信息應屬“恐怖信息”。根據上文論述,“虛假恐怖信息”的實質特征系具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等公共安全的內容,能夠制造恐怖氣氛,進而引起公眾恐慌或公共安全危機。眾所周知,鐘南山院士早在2020年1月20日作出“新型冠狀病毒”具備人傳人的預判。自此之后新聞每天都在報道激增的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數和死亡人數。因此,劉某編造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并前往人員密集場所的信息本身含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健康安全的內容;此外,在大年除夕的前一天亦即2020年1月24日因疫情嚴重,武漢作出“封城舉措”,一時間輿論嘩然。之后各省市接連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并作出一些列“少出門、禁聚會、不訪友,居家隔離”的舉措。而此時的劉某卻在廣大群眾因對“疫情嚴重性”的估計不足都處于極度恐慌、焦慮情況下,編造“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前往人員密集場所”的疫情信息,并將該信息發布到網絡上,刻意制造恐怖氣氛,必然會引起社會公眾的恐慌或公共危機,具備了“虛假恐怖信息”實質特征—恐怖性。
再次,兩高、兩部在2020年2月6日出臺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法發〔2020〕7號),該意見第二條第(六)項規定了依法嚴懲造謠傳謠犯罪。其中,編造虛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虛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定罪處罰。但筆者認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中的“疫情信息”僅指一般疫情信息,例如對疫情發生的時間、地點、感染的人數、規模等作一些虛假描述。其本身并不包含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等公共安全的特定內容,雖然也有可能引起公眾的恐慌,但并不會制造恐怖氣氛。本案中劉某編造“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故意前往人員密集場所,意圖傳染他人”的疫情信息,本身具有具有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等公共安全的特定內容,其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在網上發布,必然會給人們制造恐怖氣氛,已經超出了“一般疫情信息”的認定范圍。綜上,劉某編造虛假疫情信息應當認定為“虛假恐怖信息”。

第二、劉某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行為是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入罪標準,還有待警方的進一步查證
本案中,劉某編造、傳播“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故意前往人員密集場所,意圖傳染他人”的信息并發到網絡上究竟是否能達到上文中司法解釋規定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標準,還有待警方的進一步查證。例如,該條網絡信息的點擊量、轉發次數;是否造成劉某所編造其到訪的公共場所秩序、公共交通秩序及有關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的混亂;當地政府及防疫部門是否因劉某的發帖行為啟動緊急防疫預案等。
當然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期間,涉及編造、故意傳播網絡謠言的,都會予以從嚴、從重掌握。因此,劉某的行為被認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退一步講,即使劉某的行為因沒有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入罪標準,也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以“散步謠言、謊報疫情”被給予行政處罰。

四  結語


越是在防疫的關鍵時刻,我們越要謹防“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網絡亦不是法外之地,切莫以身試法。我們堅信,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讓我們共克時艱,為打贏這場“防疫阻擊戰”貢獻自己的每一份力量!


天津律師

崔懷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刑法學碩士。曾長期在公安機關一線執法、審核部門工作,具有豐富的偵查辦案經驗,現就職于行通律師事務所職務犯罪業務一部。自加入行通律所以來,認真研習刑事辯護業務知識,講求“專業服人、誠信待人”,在職務犯罪、經濟犯罪以及傳統犯罪辯護業務的學習中收獲頗多。

崔懷坤刑法理論造詣較深,具有較強的溝通能力、分析應變能力、爭議解決能力,理論基礎扎實,文字功底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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