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P是個大孝子，某日正在工廠上班時接到老母親的電話，說其父親在家中因瑣事被鄰居打傷，讓其火速趕回替父做主。小P趕到家發現，其父正躺在院里，現場還有兩名民警，老母親在一旁淚眼婆娑。小P立馬怒從心頭起。來不及詢問細節，大喝一聲就沖過去要替父“報仇”。此時在場民警制止無效，只能將其抱住。但小P情緒激動，根本聽不進去民警的指令，大力掙脫過程中，將民警的胸部和胳膊碰傷。經鑒定，民警的傷情屬于輕微傷。小P因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而被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

小A是一名外籍留學生，某天夜里和同學喝酒聊天至第二天清晨。其和同學外出購物，回來發現自家樓下停著一輛收垃圾的汽車。此時其被酒精刺激的大腦神經還處于高度亢奮狀態，于是飛起一腳踹向車頭。司機師傅與其理論，其將司機師傅推倒在地，隨后自己也醉倒在地。此時兩名民警接他人報警趕到現場，小A的同學用蹩腳的中國話和民警講述案件過程，民警看其滿身酒氣，中國話也不利索，就讓其先不要說話，待民警先行調查。此時小A對兩名民警的處理態度心生不滿，從地上爬起持手機欲拍攝民警警號。因站立不穩，且想找個好角度，就用手扶（或摸）了一個民警肩膀。民警兩次明確告知其“別摸我” 。其仍不停手，民警遂將其制服在地。其在被民警制服過程中感到不適（據其講是因為疼痛和無法呼吸），遂將民警咬傷。經鑒定，民警的傷情為輕微傷。小A因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被判處拘役六個月。

W先生因孩子生病（喘息性肺炎）帶孩子前往天津某醫院就診，在準備輸液過程中發現病歷本遺失。其懷疑是在場的其他家長誤將病歷本拿走，遂進行詢問，但無一回應。于是想通過報警查看監控的方式找回病歷本。民警接警后出警，在現場W先生與民警發生爭執，對民警進行了辱罵。民警因此口頭傳喚其隨民警回派出所接受調查。W先生因孩子正在輸液，如果其隨民警離開，就只剩下自己70歲的老母親一人陪伴孩子。其母親患有嚴重的眼底黃斑病變，無法使用手機。如果孩子輸液過程中發生喘息或脫針等情況，老人一人無法應對。于是其拒絕了民警的口頭傳喚。民警見口頭傳喚無效，遂啟動強制傳喚。W先生再次向民警表示要上樓告知母親一聲，民警令其先配合民警工作，民警會通知其家屬。但其依然予以拒絕。后上演了其與民警的樓道內追逐。在追逐過程中，其為擺脫民警的控制，將民警推倒致民警輕微傷。因此，W先生因“以暴力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以妨害公務罪被判處拘役5個月。

相信看完以上三個案例，大家都有幾個疑惑：小P不是故意毆打民警，為什么是“暴力襲警”？小A只是觸碰了民警的肩膀，為什么會被民警強行按在地上？民警對W先生口頭傳喚是什么意思？W先生說，先去和正在陪孩子輸液的母親打個招呼再和民警去派出所，有錯嗎？

答：妨害公務罪是我國《刑法》第277條的規定，其中第五款“暴力襲警”是2015年由《刑法修正案九》對該條文進行修訂后新增設的條款。本案中，小A欲沖上前對他人實施毆打，在場民警有義務必須采取制止措施，民警抱住小A的做法屬于法定意義上的“執行公務”。而小A為大力掙脫民警將民警撞傷，已經達到了“暴力”的程度，最后導致民警受傷，確實達到了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本案是否屬于“暴力襲警”，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分別在判決文書中有不同的表述。一審法院表述的是，“被告人小P對民警王某、孫某推搡、毆打，致民警王某、孫某受傷”。而二審法院表述的則是，“小P執意對他人進行毆打，在民警對其勸阻過程中，阻礙民警執法，并與民警發生肢體沖突，致一名民警輕微傷”。不得不說兩審法院對于小P的犯罪事實認定存在明顯不同，但是最終卻均認定小P屬于“暴力襲警”。

《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第十九條規定：“對正在以輕微暴力方式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尚未嚴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經警告無效的，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情況緊急，來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導致更為嚴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徒手制止。”根據這一規定，當時小A剛剛對他人實施完暴力行為（將垃圾車的司機推倒），尚處于嚴重醉酒狀態（醉倒在地，起身后行走晃蕩），其以不滿的態度欲拍攝民警警號，并已經用手觸摸到了民警身體。此時從民警的角度來看，小A已經具備了實施暴力的危險，只是未達到嚴重危險民警的人身安全的程度，此時民警對小A發出“別摸我”的警告并無不當。小A聽到民警的警告以后沒有停止觸碰，可以視為“警告無效”，此時民警對小A徒手制止也符合上述法律規定。既然民警徒手制止的處置措施具備合法性，小A因此將民警咬傷就屬于妨害公務的情形。只是，小A的行為到底屬于“以暴力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還是“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還有待探討。

首先，我們來看民警對W先生強制傳喚的原因。上文提到，W先生與民警發生口角并辱罵了民警，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之規定，W先生在公共場合辱罵民警，已經涉嫌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屬于違法行為。

其次，針對W先生辱罵民警的違法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對現場發現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但應當在詢問筆錄中注明。”此時，民警完全可以針對W先生的辱罵行為，對他進行口頭傳喚。然而，W先生并沒有接受民警的口頭傳喚。于是民警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82第二款的規定，即“對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逃避傳喚的人，可以強制傳喚。”對W先生強制傳喚。這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我們千萬不要進入一個誤區，就是只要我們不導致民警受傷就不構成妨害公務罪。首先，妨害公務罪并未要求必須導致民警受傷才能構成犯罪。其次，根據《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輕微傷的鑒定標準較低，一般情況下軟組織挫傷就可以認定為輕微傷。譬如，因揉挫導致的肉眼可見的皮膚發紅，就可達到輕微傷的標準，甚至不要求達到“紅腫”的程度。

通過以上三個案例，我們不難看出，妨害公務罪距離我們并不遙遠。近年來國家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維護民警的執法權威，同時還加大了對妨害公務罪的處罰力度。從維護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角度來看，維護民警執法權威不容侵犯，確實是必然之舉。在此情況下，作為老百姓的我們，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識，在配合民警工作的過程中，尊重為先，注意溝通方式。如遇民警徒手制止，切記不可反向用力，更加不能發生肢體沖突。

行通律師事務所執行副主任，業務副主任，天津市律師協會南開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人民監督員，東方小學法治副校長，天津市律師協會刑辯委員會委員，天津電視臺《法眼大法庭》欄目嘉賓。

韓麗律師自執業以來，承辦了兩百余起刑事案件。經韓麗律師辯護，最終獲得輕判的案件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死刑留命案件，亦不乏重大疑難復雜的經濟犯罪案件以及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職務犯罪案件。如王某某涉嫌走私固體廢物413.44噸，被檢察院免予起訴；蔡某某涉嫌販賣海洛因2100g,法院采納韓麗律師的辯護意見，認定本案系犯罪未遂，在蔡某某是毒品累犯、再犯的情況下，對蔡某某判處無期徒刑；霍某某被以詐騙罪提起公訴，涉案金額200余萬元，檢察院量刑建議13-14年，經韓麗律師辯護，最終法院以賭博罪判處霍某某有期徒刑3年；某省副廳級干部嚴某涉嫌受賄500余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500余萬元，法院采納韓麗律師的辯護意見，對檢察院提出的財產計算方式不予認定，最終判處嚴某某有期徒刑9年。亦不乏在全國范圍內具有影響力的大案要件，如大學生李某某誤入傳銷傳組織死亡案，檢察院對被告人呂某某量刑建議8-10年，韓律師從刑法因果聯系角度出發，為其做有罪從輕辯護，最終法院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其3年6個月；漢沽某惡勢力案件，檢察院對史某某量刑建議1-2年，經韓律師辯護，最終法院判處期有期徒刑8個月；以及為多名部級、廳級落馬官員涉嫌職務犯罪進行無罪和罪輕辯護。

韓麗律師還熱心公益事業，從2015年起，每年承辦一定數量的天津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中高兩院的重大刑事案件，并且在天津市殘聯、天津市法律援助中心、天津市第一、第二看守所值班，為群眾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此外，本人還熱心投身于行業建設，積極參加律師協會組織的各項活動。曾經被評為天津市“十佳青年律師”、天津市“優秀公益律師”等榮譽稱號，努力為行業發展和法治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